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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大要招本科生，我的心里有点酸 国科大成立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点酸，如今国科大要招本科生，我的心里又一次酸酸的。人家招本科生与我没有半分钱的关系，我为什么心里发酸？ 人就是那样一种动物，有的时候感情莫名其妙。如果国科大换个地方，那可能我会漠然，它却偏偏在玉泉路19号那个地方。近半个世纪前，我曾经在那里学习、生活了五年多。我的十七岁到二十三岁的岁月（那是一个人的黄金岁月），在那里度过。那里，是我的母校。我看到过她的辉煌，看到她被赶出那片地方，与她一起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如今“物是人非”，地还是那块地，礼堂还是那个礼堂，名义上的母校却跑到了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回来了。回想当年的岁月，心里不免有些伤感。 如今国科大的教师阵容，可谓堂堂皇皇，可是，当年中科大开列出的阵容，可能更加豪华，大家可以在附录中看到，这个系主任的阵容，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可是，再强大的阵容，真正要做事情，还要看国家的大环境。中科大刚建校才两年，就遇到了中国当代最悲惨的“三年困难时期”。不说鲁豫皖农村的饿殍，就是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市中心的大街上，笔者也亲眼见到过三次抢劫食品，饥饿的抢劫者把别人的食品抢到手，并不逃遁，任人打骂，只是把弄脏的食物往自己嘴里塞。中科大的学子也不得不自己种菜果腹。虽然吃不饱饭，学生们还是拼命地用功学习，为做红色的科学家而努力。当然，这是听前几届的学长所说，并非我亲眼所见。 当我进这所学校时，“国民经济”已经好转了。一切都似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年轻学生更是被鼓动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们就是要像郭沫若校长所作的校歌《永恒的东风》所说的那样：“迎接着永恒的东风， 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在党的温暖抚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 。吕骥先生（当时是音协主席，抗大校歌的曲作者）那高亢激昂的进行曲旋律让我们热血沸腾。那时候全国就一所有名的“科大”，那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然，上海还有一个上海科技大学，但是它的名声只在上海，因此，在中国说科大或者科技大就是我们中国科大。全中国的所有大学，似乎都不在我们的眼中。我们不与他们比规模、比校园、比大楼、比历史、比穿戴得漂亮。北京高校体育比赛，我们得零蛋，大家并不以为耻辱。因为我们是科大，我们是我们。我们想的是科学和技术，想的是国家的兴亡，想的是原子弹和火箭。现在时兴讲家风，如果时兴讲校风，那么，我看科大最主要的校风之一，就是“特立独行”。 我们不但重视科学理论，也重视科学实验，还注重应用工艺。学校非常注意培养我们学生的动手能力。所以，科大的学生几乎什么事情都会做。后来在科大搬到安庆的最困难的岁月里，我们几十个化学系学生住到一家海军的机械加工厂里，白天参加劳动，车钳铆电焊各工种，才干了不到两个星期，老工人便夸我们比学了两年多的学徒工干得好。 都说科大的学生学习用功，不要命，其实也是什么人都有。有喜欢开夜车的，也有开早车的，说开夜车的还没有离开教室，开早车的便来了。但是，更多的是遵守作息制度，不贪黑不起早的。学习方法可能不同，大家都认真学习倒是事实。 好日子没有过很长时间，国家就乱套了。文化大革命，那里都逃脱不了。科大也是两大派，似乎势不两立。像烙大饼似的，一会儿翻过来，一会儿又翻过去。不过，学生们对于他们的教师基本上没有多少出格的举动。据说，华罗庚先生在数学所被责令扫楼梯（这是很恶毒的做法，因为华先生的腿有残疾），后来，华先生到科大，就一直很自由，学生们很尊重他。科大的两大派虽然斗来斗去，有一个人却是他们共同尊敬的，那就是郭校长。科大的学生反对谁的都有，有敢于把炮打中央文革小组（这是凌驾在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东西）的大字报贴到西单去的，就是没有反对郭校长的。我不知道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学校校长，大学、中学、小学校长，有没有一个像郭校长那样，受到全体学生和教工的拥护和爱戴的。外面骂郭校长的人直到现在都很多，但是，科大人没有，骂郭校长的一定不是科大的。大概是“困难时期”大家都饿着肚子的时候，郭校长拿自己的钱请全校学生吃过饭，吃过肉，还有数以千计的贫困学生穿过郭校长赠送的棉衣。郭校长待学生如子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每到科大有大的好事情，郭校长总是填上一阙好词，有时请人送来，有空时甚至自己亲自来朗诵。1967年3月，科大两派忽然想起来要响应“最高指示”，要复课闹革命了，郭校长很高兴，写了一阙《西江月》，让人送到学校里。学校开大会要念，可是，临开会时发现郭校长的草书有几个字连写在一起，科大都是学理工的，谁也不认识。正着急时，有人想起来，学校的党委书记刘达是早年辅仁大学中文系的，书法十分了得。但是，刘达是“黑帮分子”呀，还在“牛棚”。华罗庚先生说，还是我去找他吧。华先生去请教刘达书记，认定这连在一起的是“以志庆”三个字。1967年9月，科大两派据说要大联合了，郭校长非常高兴，到学校贺喜，在大操场的台子上，亲自朗诵他连夜所作的《满江红·科大大联合》，边朗诵边解释，把两派组织的名称巧妙的嵌入一联之中，全校欢声雷动。他的音容笑貌，朗诵的样子，我们如今记得清清楚楚，大家甚至还能学上两段。 那时候，郭校长也是可怜得很，他是校长，可是学校的事情他管不了。管科学院的人物，对于学生们总是头痛的，最好不要这所大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正好林副统帅一声号令，科大被扫地出门，赶出了北京。到哪里去呢？去河南吧，人家不要（现在抱怨没有重点大学了），去江西吧，也不受欢迎。我们是学生，而且过了应当毕业的时间，天天想到的是什么时候离开学校去拿每月的46元工资，学校到哪里与我们无关，搬到哪里我们都做一次免费旅游。后来到了安庆，全校挤在安庆市委党校的一座小三层楼房里。挤不下，就自己找工厂，帮人家义务劳动，只是有一个住的地方。也有人住在中学，所有的人都是大冬天的睡地铺，水泥地上铺点儿稻草罢了。这时，所有的学生、教师才真正为学校而担忧。一天深夜，我们的地铺上唱起了那首久违了的《永恒的东风》，一唱百和，在安庆北郊幽静的海军工厂，激昂的进行曲久久回荡。过了两天，当我们休息，跑到市中心的中学，才得知，那天晚上，那里也竟然也唱起了我们的校歌。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巧事。 那年，安庆的冬天很冷，水管子冻裂了，食堂无法做饭。大家把领队去的“军宣队”“咋呼（赵副）指挥”从被窝里叫起来，那个可怜的军人披着军大衣，冻得鼻涕滴答。让他一起去北京反映情况，他又不去。大家认识到，与他多讲也无用。那时候，学校里看上去“势不两立”的两派在学校的命运问题上完全站在了一起。于是，学校革命委员会的四个常委（2位干部，2位青年教师，两大派各二人），一起去北京找科学院主管者反映情况。而十八个学生则借学校的汽车进行上访。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科学院的主管者不见四常委，学生被半道截回。接着，科学院派军代表尚可到安庆，宣布四常委停职检查，要学生揭发批判他们。宣布时，安庆市委礼堂里一片嘘声和抗议音，学生们高声大骂尚可“放屁”。敢于公开这样对待“钦差大臣”的，恐怕不多。 科大终于移交给了安徽。我们被安置到马鞍山、铜陵、淮南、合肥四地厂矿以及白湖农场各地，我们近代化学系直接到了马鞍山，每一个专业又分到一个大的厂矿，我们这些学生和教师完全被淹没在工人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教师中凡有门路的大多离开了科大，并没有到安庆，跟去的多半是被工宣队认定的“牛鬼蛇神”）。安徽省派来了“强大的”工宣队，宣布四常委回京为反革命事件，各派群众组织背靠背各自揭发自己派别中的问题，而且宣布“谁不办就办谁”。他们到处抓516分子、反革命分子，一片恐怖。所有的学生都在惶惶不安中度日，谁也不知道会被谁所揭发。开大会时，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工宣队突然公开“揪出来”，被迫害致死的学生达到两位数。我这才有点理解鲁迅写的那首“大家切莫耶耶乎”的《公民科歌》（耶耶乎，吴方言，马马虎虎、不当回事、满不在乎之意。见《集外集拾遗》）。 至此，我们这些当初自以为是“中国的好儿女”的天之骄子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落了水的丧家之犬。幸而在那年7月中央发出了让学生毕业的文件，刹住了学生被迫害致死的势头。我们这些丧家之犬又急急如漏网之鱼，匆匆赶往被发配到的天涯海角，一天、一小时都不想呆在那恐怖的地方。人们往往说毕业离校，但是科大的那两届学生绝大多数并不知道他们的学校在哪里，他们离开的是半天劳动半天挨批或全天挨批的场所。如果一定要说离校，那么他们在半年多之前就最后离开了他们的母校——北京玉泉路19号。 搞好教育，培养人才，对于国家的兴盛有长期的影响，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而，国家悖乱，对于教育的破坏，真个是“立竿见影”。 玉泉路19号真是一块宝地，在科大刚建校的短短的几年中，就为国家的科技大厦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才。我只在那里学习了两年还欠几天，却在那里跟着“最高指示”瞎闹腾了三年半之多。以后的多年磨难，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也是难逃劫数。虽然我们浪迹天涯，但是也有了在科研机构、在实验室里不可能得到的人生经历，谁说不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呢。 时间很快，一眨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一所新的牛气冲天的学校又要在玉泉路19号招生了，我祝愿将在那里学习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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