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建校合肥的历史经过

一九六九年，大学都向《朝阳农学院》“取经”。科大的教改组到朝农取经后，在工军宣传队的主持下，向当时科学院的领导和国务院分管教育的机构写了一份报告，申请离开大都市到离城市较远但还有方便交通条件的地方办学工、学农、学军的教改基地。这个报告可能是国务院科教组决定将科大列入北京十三所下迁高校之中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根本原因绝不是这个，我们不必武断地去追求结论了。

当时说的是“战备疏散”。九月下旬宣传队带队，分两组去湖北沙市和河南寻找疏散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干校，河南组带有中央国务院科教组组长刘西尧给河南省的亲笔信。预计去这两地选址会容易些，我是去河南组的成员，因为带有刘西尧同志的亲笔信，我们受到了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他让我们去南阳地区看看，在谈话中我们意识到他们对科大来河南不大积极。我们在南阳周边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地区的同志说：土地有的是，三千亩五千亩没问题，但我们南阳没有接收一所大学的能力。   

两组选址人员回到北京，都表示这两地没有条件，不能去。接着又派两组，一组去江西，一组去安徽。我是去江西组的成员，到江西省后，省里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选址的同志在宣城地区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行。在这两组人员还没回到北京时就接到了定点安徽省安庆市的通知。

地址是安庆市马山，一幢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总共有七八十间房。因文化大革命武斗，房子的门窗全无，有的砖垒石砌。自来水不通，由市内到山上，要爬山过沟，交通很不方便。十二月初先遣组到了安庆，十二月十七至三十日接连来的两批下迁人员，其中还有几户家庭。一场大雪，使天气骤冷，睡地铺的垫草买不到，吃水要过一条沟到对面山上去挑。我们求助地区生产指挥组批指标，到江南的广德山区买了两吨木炭紧急取暖。条件困难，局面较混乱，再加对学校下迁疏散存在的疑问和意见，人们情绪有些激愤。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件，一是一位女实验员下来时由于小孩子没法安置，就将孩子带下来了，一个孩子送到桐城县的婆婆家，自己带了一个，没几天在婆婆家的那个孩子突然死了(因为是农村无条件急救)，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与伤心。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在厨房值班的几位学生把来院子里偷吃蔬菜和粮食的一头猪杀掉了，这头猪是附近几名解放军为连队护养的瘦弱猪，他们为丢猪急得眼泪直流，学生说：我们心里有气，如此冷天我们值班，受臊猪捣乱，杀之该当!最后只能由系里的军宣队去道了歉，并给了赔偿。这时带队到安庆的工军宣传队有两名副总指挥，各系还有一名宣传队负责人，在安庆的总人数已有九百左右。接北京的通知，第三批即将由北京起程到皖。这时已到安庆的四位校革委会常委认为，由于安庆的条件及困难局面，应急速回北京汇报，人员下迁暂缓。宣传队的两位副总指挥不同意回北京汇报。意见相左，宣传队主张第三批人员可以下来，可以利用食堂住人，还可找市里借房。在意见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四位常委决定回北京汇报安庆的实际情况，稳妥做好人员下迁工作，四常委当即动身回北京。到北京后确实使第三批人员未能动身，但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汇报。我是四常委之一，当时科学院的军代表和革委会负责人批评了我们，同时也听了我们的一些说明，我想事件就此了结啦。然而，后来此事被安徽住校宣传队说成是反对下迁的“四常委回京反革命事件”，为此纠缠了好几年。因为实在是无任何说明是反革命的内容，只好不了了之。  

与此事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件是学生到合肥火车站等候科学院领导和学校领导，想告诉领导安庆不适合办学校，希望不要把学校迁下来，有一二十名学生，被警察阻拦没有见到来合肥的科学院和学校的领导，此事也被宣传队说成是反搬迁的反革命行动，因此也纠缠了几年不了了之。在如此强烈的反应下，很快停止了向安庆搬迁。1970年1月底下迁地址定在了合肥，使用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人员和物资的搬迁到十月基本结束，共使用搬迁费七十多万元人民币。设备、物资到合肥后堆放零乱。人员分散在淮南、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寿县农场和合肥等地搞“斗批改”。“占领反占领”、“改造反改造”、“搬迁反搬迁”是科大到安徽后斗批改的主弦律。“战备疏散”就这样演变成整个学校迁址，至今也没有看到当时有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搬迁安徽的正式中央文件。  

下迁已成了历史事实。我们要承认事实，面对事实，发扬科大的优良传统办好科大。但是我们也要总结历史教训，科大迁校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严格地说是错误路线下的错误决定，所谓搬迁是从战备角度或者是从大专院校布局合理性考虑的说法，也很牵强，在学校下迁问题的看法上，我主张直面事实，弯路已经走出，回头重走是不可能的，今后注意走正就是了。今天的科大已经跨过了曲折大步前进了，写这些只是告诉后人历史事实罢了。

“文化大革命”又加之毫无章法可言的胡乱搬迁学校，使科大灾害重叠，频临解体边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又将科大划归第三机械工业部领导，取消了原子核反应堆工程专业、放射化学专业和大气物理专业，其他不适应三机部所需要的专业也面临调整改行，尽管这种领导体制不到二年又回归到科学院领导，但这无形中又增添了一次乱。  

挫折和困难对科大人也是一种磨炼，他们深知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创建的这所大学是凝聚着强国心愿，科大人不能不热爱这所大学，在物质条件困难身处逆境的境况，更要为办好科大奋斗。一九七二年开始招生，并逐步恢复教学组织和可能的科研工作。刘达、武汝扬等一批老同志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出于对教育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校党委决定举办“进修班”，解决教师青黄不接的问题，一九七三年两期进修班培养青年教师二百余人，各系的科研活动也活跃展开。一九七四年学校举办了一次科研成果展览会，展出的科研成果和有价值的论文一百多项。一九七五年九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技大学办学方向和专业设置座谈会”。会后在党委副书记武汝扬主持下(刘达同志六月调离科大)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汇报提纲中《关于办好科大的几个问题》的一节。在这个提纲中，提出大学要成为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要建设一支又红又专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要从高中生考试招生、要试办研究生院等等。就在学校各方力图恢复正常，奋斗前进时，新到任的党委领导紧跟安徽省当时的军人领导，一九七六年在学校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将以上恢复教育事业的举措都列为“右倾翻案”的罪证，武汝扬再次被撤职并定为“继续走的走资派”。一九七六年的一年中，科大师生为悼念周总理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为悼念毛泽东主席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都是和“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的斗争中进行的，科大又处逆境。但科大精神更加坚强，只要有能使用的地方就有人在钻研工作，甚至楼梯间也是研究实验室。为科大，许多人在艰苦条件下奋斗，整个科大在逆境中求生存。  

“四人帮”粉碎后，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这是确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学方向和办学方针的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要向国务院汇报的《关于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内容并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充实。会议再次明确科学院继续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要把科大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中心的一流的大学。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以“一定要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在教育要大上的形势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迈开了一大步”的标题和评论报道了科大工作会议。九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依据报告的第六个问题的内容，十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北京成立。为恢复办学体制，学校请示科学院取消校革命委员会，请求恢复郭沫若的校长领导职位。中央很快批示：郭沫若仍然担任校长，严济慈、华罗庚、武汝扬为副校长，同时李昌同志兼任第一副校长。至此，科大的办学方向、领导体制明确了。在中央和科学院的支持和领导下，科大开始了新生。  

一九七八年一月，中国科学院同意科大办“少年班”。科大“少年班”响彻了中国大地，在教育界推起新波浪。三月，少年班和“文化大革命”后考试招收的七七级新生在全校员工努力下，克服了极大的困难，顺利开学。加速器专业的同志们勇攀高峰，提出建造中国还没有的大科研工程——电子同步辐射加速器，学校同意并支持他们开始了预研究工作。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李昌第一副校长和严济慈副校长带领十九位科学家和几位院有关机关人员，来合肥检查工作并落实办好科大的有关问题。任命了华罗庚、马大猷、卢嘉锡、张文裕、吴仲华、顾德欢、傅承义、庄孝?NFDCB?等八个系主任，调来杨海波同志任党委第一书记。之后李昌和胡克实同志向中央报告，经邓小平副主席批准解决了科大在北京进行后期教学用房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对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那么的坚决和得力。科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如鱼得水的活力。在一九七八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奖的科研成果有十六项之多，其中天体物理组获大会授予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奖四十二项之多。这是科大精神的结晶，是艰苦奋斗、勇争人先的成果。

乘东风得喜雨，科大从此走上正规之路。科大的创新思想不断发挥，成绩一年好于一年。安徽省委授予科大“教育战线的一面红旗”的光荣称号。在一九七八年之后的十多年里，科大在江淮大地上重新筑起高等教育之高台，她仍是一所知名大学，生机勃勃，为中国的人才培养做贡献，为再攀高峰奋斗、奋斗、再奋斗！

虽然道路坎坷，永葆勃勃生机

有种地震叫南迁 （科大校友所写 南迁的悲壮让人揪心）
李延军
还好，发生在1986与1987年岁月之交的那次动荡，对科大来说，充其量只能叫做一次事故，只有管、方二位校长中箭落马和某些隐形打压，科大人心灵遭受到的创伤，也在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文明的进步，慢慢愈合着。科大在不长的沉默中孕育了后来的再次腾飞。 殊不知，1970年的南迁，更是科大人一段刻骨铭心、血泪斑斑的流浪史，那应该是一场不亚于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如今科大人每当提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依然会黯然神伤，声泪俱下。 对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这个民族历史上少有的重病时期，那场史称“文化大革命”的癫狂亢奋，是这场大病的典型症状。文化与教育的命，被阉割得惨不忍睹，交白卷能成英雄，知识却成了臭狗屎，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学术挂帅、教授治校”成为大加挞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科学与真理被亵渎，大学俨然成为“藏污纳垢”的垃圾场，每个角落都不乏叛徒、特务、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坏分子。 古今中外几千年人类文明继承发展而来的教育理念，被完全颠覆；斗争与整人成了那个时代至高无上的哲学精髓与规定动作。中国科大，这所吸收凝聚着当代先进教育理念、寄托着当时中国一流科学家理想和信念的神圣学府，同样遭到了无情的摧残与蹂躏。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文化大革命”爆发，高校停止招生，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顿。中国科大同样未能幸免，6月，工作组进驻中国科大，17日，党委书记刘达停职反省。校长郭沫若不知何时远离了科大。科大的文化命一点点遭阉割。 1968年3月5日，中国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8月，解放军驻京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0余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两批300人进驻科大，领导学校“斗、批、改”运动。科大从此遭到500人的工、军宣队斗争、批判和改造，被绑架上了文革战车，南辕北辙地驶向了灾难深渊。 1969年3月，掌控科大命运的军宣队、工宣队，紧贴《五七指示》要求，决定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模板，比葫芦画瓢，对科大进行削足适履，斗争和劳改完全成了这所大学的主旋律，“理实交融”的办学方向被抛之九霄。 1969年7月9日，科大教育革命调查组抛出纲领性文件——《关于走共大道路 重建无产阶级新科大的初步意见》，“彻底批判‘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资产阶级办校方向”，“彻底改革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不合理的为资产阶级需要服务的系科、专业设置”，“要按三大革命运动和工农兵的实际需要来设置系科、专业”。科大被蹂躏得面目全非，折腾傻了。这所以科学与技术为主旨的大学，几乎成了疯人院，闹剧一出接一出地荒唐上演。 7月15日—23日，学校派出多批小分队到湖北、江西、东北等地调查选点，目的只有一个：为科大师生下放劳动寻找基地。 8月2日，调查小分队向驻校工、军宣队、校革委会汇报情况，提出筹办科大“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设想。12日，科大教育革命组起草《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正式要求科大离开大城市，到江西山区去劳动建校，创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进行教育革命，“旧科大必须脱胎换骨，彻底革命，从头建设，不搞改良。因而必须以‘五七’指示为纲，坚决走共大道路，创办中国式、抗大式的无产阶级新科大。”保证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把“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新中国那些一流的科学大师们被彻底边缘化，沦为牛鬼蛇神，强制劳动改造。记得那个时代有个电影叫《决裂》，就是反映当时大学窘况的荒唐戏，一个讲“马尾巴功能”的教授被贫下中农和工农学员戏耍得灰头土脸。 8月下旬，科大负责人将《报告》上报国务院科教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10月6日，该《报告》在刘西尧的主持下修改定稿，增加五七基地首选河南南阳，其次才是江西，计划1971年做到粮食自给，并完成教学、科研、校办厂的重要基建任务，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实质上是要把科大改造成农场加工厂的杂交混合体，把师生改造成这个四不像怪物体内的“包身工”。 10月9日，最终定稿的《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以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两级宣传队、革委会名义上报国务院业务组。该《报告》成为向来以学术著称的中国科大文革以来的最大“学术成果”，犹如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束缚住了科大的手脚，动弹不得半步。 10月16日，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谢富治作了如下批示： 富治同志：科学院、科大提出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问题，经业务组同志讨论，拟予同意，在中央未下达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决定以前，可以先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当否，请您审批。 先念 十月十六日………………………………………………………………………………………… 同意。 谢富治 十月十六日………………………………………………………………………………………… 退刘西尧同志，望依照毛主席指示，做过细工作。 先念 十七日······ 这一切犹如大震来临前的一系列前兆，鸡飞狗跳，群魔乱舞，怪相丛生，而该《报告》更是诱发这场大震的最大断裂带。被蒙在鼓里的科大师生们，没有丝毫的预感。 历史的脚步踉跄走到这里已足够沉重，岁月老人尚未来得及一声叹息，灾难便于1970年的春天来临之前轰然降临： 科大创办五七基地的伟大构想，突然变成了血淋淋地南迁现实！ 进行到1969年10月的文革，在那只翻云覆雨的神秘大手操纵下，波诡云谲的斗争风云乖戾地从国内转向国际。17日，林彪根据伟大领袖关于苏联要突袭中国的估计，发出“关于加强战备 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该“紧急指示”。整个中国的神经骤然绷紧。 四天后的10月21日，冲击波波及到科大。驻科大军宣队副指挥赵湘濮，紧急召开革委会全委会议，传达当前“紧张形势”：“苏军几个小时能打到首都，导弹三分钟能落到北京”。在宣布科大上报国务院的那纸《报告》已批后，随即要求学校“立即搬，全部搬，立即运行”，“马上开会，马上研究，今天确定列前面去的人，同时就动员”，“没房子就插队，刻不容缓，立即行动”，“夫妇双方一方在外单位已走的，可同意这一方跟着走，其余在京的一家不留，科大物资、器材都带走”，“清华北大已走光了，我们落后了”。 科大校园立即被大兵压境、黑云压城之势所笼罩。第二天，校革委会常委扩大会随即召开，军宣队副指挥温风莲等提出疏散方案：“分四批走，自11月5日至20日走完，家属都要走，包装自行解决”。一家数千人的大学，要在惊慌失措的半个月内，完成尚不知目的地在何方的大迁徙，谈何容易！ 10月23日，全校大会召开，赵湘濮再次做搬迁动员：“让你们搬迁是最大的爱护和照顾，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要防止敌人从中破坏”。谁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才是老大，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不让老大紧急避险，偏让一群臭老九仓皇逃遁，却是为何？其中原委至今科大人都没想明白。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 这是科大南迁公案最流行的官方依据和说辞。不知该《通知》与林彪一号令有何关联？从其中的哪句话中，能解读出让高校迁出北京的政令？科大人至今仍在质疑。 当晚，中科院革委会领导石煌召集科大宣传队、革委会有关人员开会，传达国务院业务组关于学校下迁的《十条意见》，有关资料同样说“主要精神是高校战备疏散问题”。 10月27日，科大又向在校常委传达了《十条意见》，根据《十条意见》和河南五七基地的选点情况，提出学校应进行战备疏散的意见。 堆砌至此的史料，都集中指向一点，那就是按当时的各种文件、批示、会议、领导讲话精神，都是在部署科大创办五七基地和突如其来的战备疏散工作，而且在此期间，科大一直在全国各地忙着寻找合适的五七基地，眼下战备疏散上升到了第一位，必须先找一即临时地点，躲避一下中苏可能打起来的战争，而不是将科大整体搬迁到外地。有关这点，无论是校史档案中李先念、谢富治的批示，还是退休副校长、当时的革委会常委蔡有智的回忆，以及物理系退休教授阮耀钟的专题回忆文章，至今仍然都是这么理解和认为。 然而，蹊跷和转折出在了11月1日，一个关键人物来到科大，亲自传达了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及《十条意见》。这个人就是刘西尧，当时的国务院业务组驻中科院联络人，具体分抓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疏散下放工作。此时刘西尧把所有文件和批示精神武断地表达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并要求学校分两步走：先疏散，再选点搬迁，家属、仪器、设备、工厂、有科研任务的人员暂时不动。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搬迁”与“疏散”的词意，因为科大的命运因此而转折。高校下放《通知》中只字未提疏散搬迁，《通知》中也只字未提林彪的一号令，更未见有北京的高校要迁出北京的片言只语。《通知》说的仅是高校下放是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隶属关系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领导。当时传达和听取《通知》的都是高级领导，受过高等教育，很多科大人当时就对刘西尧“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一直研究科大南迁历史的阮教授，至今还在纳闷：刘西尧也是个大学生，不会这点语文水平也没有吧？其中真正的内幕是什么？至今无人揭开过。 关于科大南迁疑案，郭汉彬曾于1974年7月6日撰文《有关中国科技大学下放、搬迁的问题》（中国科技大学档案，1974-WS-Y-4），该文的观点是： 根据李先念、谢富治副总理批示、中央及国务院业务组的文件和指示精神，“科大当时把疏散下放、搬迁和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结合起来，而首先主要解决战备疏散下放问题，离京到外地搞斗批改，逐步创办试验基地。”不是说让科大搬出北京。至于为何战备疏散出人意料地变成了搬迁，郭汉彬在文中说出了如下原因：“科大原属科学院领导，1967年国防科委接管新技术局的各研究所后，科大提出专业对口应归国防科委领导。后来有一段与科学院脱离关系，直接由国防科委管。” “在批判国防科委大科研体制和聂荣臻同志‘多中心’时，国防科委推出不管，科大又回到科学院。而当时科学院不想管，但又推不出去。在下放、搬迁过程中，科大提出的问题较多，牵扯科学院领导的精力不少，科学院总觉得是个负担，因此总想推出去省事。王锡鹏（笔者注：当时的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等多次向刘西尧同志反映，要求尽早解决科大下放后的领导问题。科大指挥部也想早日从安徽撤回来，以便早日回部队。大家都希望安徽省能早日接过去。”“1970年1月，科学院根据科大一再请求，同意派人到安徽解决问题，确定尚可（当时的科学院负责人）、王锡鹏去。科学院领导都倾向这次去安徽干脆把领导关系给明确，请安徽接过去。在尚、王离京的当天上午，两科联合办公会议传达文件后，研究了科大提出的问题。刘西尧同志说，按中央通知办事。正式把科大交给安徽。” 按郭汉彬的该文说法，科大搬迁安徽是中科院往外推，科大指挥部积极要求，刘西尧最终拍板决定，安徽成全了此事。 当时作为科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王锡鹏，在《有关科大外迁的一些情况》（1974年7月5日，中国科技大学档案，1974-WS-Y-4）一文中的说法是：“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纷纷赴京外选择基地时，刘西尧在一个小范围内曾传达过陈伯达的一个指示（可能有尚可、刘桂英等人在场），大意是，为了贯彻战备精神，北京除留北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外，其余大专院校有的要外迁，有的要撤销。刘西尧说，既然科大已打了报告，两位副总理也已有过批示，就应借此机会全部下放下去。而且刘西尧有一次在和我本人个别交换意见时说，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因此他的意见是借此机会“全锅端”。这样，经在院工、军宣队和革委会的联系会上刘西尧讲了一下之后，就将科大全部下放的决定形成了。”“关于科大下放安徽的决定，是刘西尧与李德生（注：当时的安徽省第一书记）同志亲自决定下来的。”“科大大批师生搬到安庆之后，由于大家持不同意见，对此进行抵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大概是9月的一天，刘西尧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当着尚可和我的面交待，说李德生同志要去合肥，要我们马上去合肥，借此机会办理移交手续，否则科大闹起来不好办。”“当时院里写了一个关于科大进行移交的决定”，“决定科大下放安庆，建制归省里领导。”“总之，刘西尧的意图很清楚，将科大一脚踢出科学院了事。还有一件事情也能说明刘西尧的心情。当时刘把科大的房子要交给铁道兵，我有不同意见，刘说，要搞就搞彻底，不留尾巴。” 当时这些情况对科大领导和师生都是保密的。直到他们赴安徽的火车开出后，王锡鹏和尚可“在火车上才向科大革委会同去的同志传达了真实意图，并做他们的工作，一同研究了对付已在安庆的那部分师生的对策。” 按王锡鹏的说法，科大搬迁是因为刘西尧觉得“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为打击排挤科大，借战备疏散之机，把科大一踢了之。 郭汉彬、王锡鹏的文章，应该是我能看到的关于科大南迁历史疑案最接近当事人的资料，依然感觉未能洞察其中的真正铁幕。当时直接掌控科大搬迁命运的刘西尧究竟是什么意图，我查过该人的很多资料，一直未见有关科大搬迁的片言只语。 在我们的民族历史上，这已不是大学的第一次南迁了。1937年，在日本人即将攻入北京之时，大批学校为躲避战火，也曾纷纷迁往西南，那是一次名副其实、迫不得已的战争逃亡。而1970年的科大大迁徙，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与林彪的一号令没有直接关系，与中央关于高校下放通知也没直接关系。 至今科大人仍在固执地刨根问底，寻踪探秘，试图拨开历史当年的迷雾。目前在科大人中流行的有学习朝阳农学院说，创办五七基地说，林彪一号战备疏散令说，北京要建“水晶城”说，高校下放说，等等不一而足。 还有一种说法肯定更不可考，此说可称为“王八说”。典源来自于伟大领袖给大学的那个总评语：“池浅王八多”。被一句顶一万句的伟人这么一定义的大学，谁还愿意接收如科大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组成的群体呢？科大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国家还有个安徽省，以盛产王八而闻名，据说当年中国出口创汇的王八有80%出自安徽。所以王八在安徽的名声还不算坏。当科大如插草卖身的孤儿流浪了半个中国仍找不到人收留时，盛产王八的安徽省接纳了科大，还同意安置到省会合肥。至今还有不少河南人一提起当年没接收科大这档子事，肠子都悔青了，大骂当时河南领导的小农意识。 也许已有那么多王八的安徽省，再多几个王八也无所谓了。不知是科大不幸中的万幸，还是不幸中的更加不幸？ 但有一点科大人可以肯定，当时科大南迁的亲手经办者刘西尧、李德生、宋佩璋、杨秀清、黄英达等人一定更了解内幕，他们如果不说，科大的南迁就会成为永久的历史之谜。可经办过这笔孽债的当事者，有谁会良心发现主动倒出自己历史上这桩不甚光彩的往事呢？ 科大人如今知道的事实是，当时在所有这些说法波及到的下放高校，现如今都已全部或部分回到了北京，唯有中国科大依然偏居合肥，动弹不得半步。科大当年前脚离开玉泉路，后脚就已被人彻底切断退路。科大人还未离开北京，隶属关系已被秘密送往安徽省革委会，校址随即就被铁道兵与海军部队占领，教室、实验室也很快被改成了招待所和宿舍。难道真的是“科大这一帮人很难办，留在科学院也不好管”，被“全锅端”了？ 而我只能认为，当时这个国家已重疴缠身，犹如得了疟疾，一阵热，一阵冷，只能看做是它神志不清时的一次糊涂之举，抛弃了中国这所最具科学精神的学府和这伙最具备科学探索精神的人。 就这样，那时的科大人莫名其妙地无可奈何地被送上一条南迁不归路。玉泉路上的科大校园一片凄惨，遍地狼藉，很多老师是地道的北京人，有的年轻老师刚刚新婚，有的老师孩子还在吃奶，有的父母已步入高龄，不得不面对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悲惨现实。气愤的师生们甚至连实验室的水泥墩子，报废的锅炉，埋在地下的电缆也挖出来，一股脑地都装上了南下的列车···蔡有智说，大家的心里难受啊！ 1970年科大被迫大举南迁。在这只庞大的迁徙队伍中，阮耀钟和高成岳(5902学生)成了运输仪器货车的押运员。他俩乘坐的是无座位无厕所的闷罐车，一路上不但身心郁闷无比，连吃饭都是大问题。那火车根本没点儿，停靠的也都不是车站，都是些荒郊野岭上的货物调运中心，即使下车也不敢走远，火车随时都有离开的可能，根本不敢去买东西，补充给养。 不知颠簸了多少个昼夜，火车终于到达了合肥南七，一直想吃口热饭的他们，没想到当时的南七跟农村一样，中午刚过，少得可怜的饭店都已关门打烊。 阮耀钟说：“1958年我上科大时，我从浙江诸暨乘慢车到北京，剃个光头，挑了一担行李，虽然乘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可那时是满怀希望，抱着对党和毛主席一片感激之情来到北京。”可如今“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离开北京，几乎是一场恶梦。个人事小，今后科大咋办？会毁在我们手上吗？”当时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黄吉虎不是从北京直接到的合肥，当时他正和几个老师在外地调研“教学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个时代的重大命题。他们接到命令后，直接从景德镇飞机制造厂辗转到了安徽安庆的马山党校，与第一批先期下放到那里的900名科大师生会合。 马山党校是文革武斗中废弃的一所党校原址，仅有一幢三层小楼和一间食堂，总共七八十间的房屋，门窗还都残缺不全。十冬腊月里大家全都在地上打通铺，挤在一起睡觉，寒风刺骨，彻夜难眠，翻个身，也必须喊口号一二三，然后大家才能一块翻过去。 没有自来水，脸都没法洗，吃水必须要从市里爬山过沟，到对面的山上挑水。一场大雪下来，局面更加严酷，当地连打地铺的稻草都从每斤2分涨到了5分，甚至还买不到。一位拖着两个孩子的女实验员，不得不把其中一个寄养在桐城县的婆婆家，不料孩子在农村得病无法医治而夭折。无辜的孩子也曾为这所大学付出过生命代价。后来大家能被转移安置到合肥，已是“四常委” 回京和“十八个半”学生到合肥，不顾个人安危据理力争的成果。还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事件。 为新中国冶炼出第一颗核弹原料的化学家、当时的化学系系主任杨承宗，是裹挟在化学系的师生中南下的。他们也没有到合肥，而是直接从安庆被工、军宣队羁押着去马鞍山钢铁厂劳动改造。上船前，他们先被集结在一所中学里，忽然其中的一间教室里传来了慷慨激昂的科大校歌——《永恒的东风》，顿时触动了大家压抑了许久的情感阀门，所有的悲愤如火山迸发，江河决堤，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涌出喉咙，一同汇集到《永恒的东风》旋律中。 那歌声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拍击着长江两岸的嶙峋乱石，在迎江寺镇的风塔上空久久回荡！ 那是那个苦难时代科大人共同吼出的悲愤心声。几个月前他们还在科大西墙外的八宝山上挖防空洞，雄心勃勃地准备对付苏联的原子弹，转眼间就被驱出京城，天涯孤旅，漂泊于江淮大地。在那个臭老九任人宰割的年代，只有这歌声还在表达着他们心中的抱负与理想。当同学们问同行的杨承宗主任为什么不留在北京时，他说，我不能在科大最困难的时候离开她！杨老师掷地有声的回答，岂不正是科大那曲《永恒的东风》？······“中国科大自1969年12月开始迁入安徽，至1970年10月基本完成搬迁。总计组织货运装车70余次，运货量865吨，装运仪器、器材、图书、档案等35000箱；迁出家属470多户，组织职工、学生、家属客运20多批，约6000人次，用火车皮510多节，搬迁费达77万元。” 校史中这段中性的文字描述，依然能让人感到科大南迁时的庞大规模与悲壮场面。在我有限的阅读中，这要比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逃难还要悲壮。 当科大迁到合肥时，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50%以上，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已不足百人，教授、副教授仅剩21人，尚不足别的学校一个零头。阮教授告诉我，他们物理系低温物理专业的老师从9人锐减到4人，兼职的主讲老师一个都没来，来的都是他们这些当时的助教老师。科大其他各专业的情况，也好不到那儿，南迁的大都是那些留校的第一代科大学生，支撑科大“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大师们，只来了一个钱临照先生。科大赖以生存发展的后墙轰然倒塌了。 安徽省的一把手李德生，安排给科大的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仅是在北京时24万平方米的1/4，相当于4家人压缩在了一家。这6万平方米的房屋中还包括茅草棚，科大的教学、生活用房严重短缺，基本生存空间大大萎缩。 南迁的科大，在没看到一个入侵者的和平环境中，已是损兵折将，辎重损毁大半，一片狼藉。这对已停课近四年之久的科大，无疑是雪上加霜，说它是一次汶川大地震应该不为过。 以“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安身立命的科大，离开了中科院这个基地，科大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无论外界环境如何风云变幻，科大人从未停止过寻求突围之路的努力。 1972年12月，刚“解放”恢复党委书记不久的刘达，就与武汝扬、钱志道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请求科大搬回北京办学。后来刘达无奈地对全校教师讲：“周总理已看了我们的信，但周总理没表态，周总理没表态，也等于表态了，我们只好安安心心在合肥办了。”话虽这么说，但这并不等于大家回北京办学的心已死。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2月初，科大“校园连续出现大、小字报，要求将学校迁回北京。”“1978年12月16-17日，校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要求希望中科院党组对科技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提出的搬回北京原址办学的正当要求予以认真考虑。”“1978年12月26日，学校59名教授、副教授就如何办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保持科大原定办学方向必须迁回北京等问题联名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并转呈党中央。”“四人帮”都已打到两年多了，科大人这一系列的正当呼声，依然如泥牛入海，在这个已把科学列为第一发展要务的国度里，没有激起丝毫的涟漪。 科大为搬回北京，可谓想尽种种办法。1978年科大率先在北京创办研究生院，同时在原校址还成立了一个“大学部”，与北京研究生院在一起，其用意不言自明，很多原来外迁的大学，也是通过这种办法成功回到了北京，然而唯独科大的这条路走不通，不知为什么？ 直到1985年管惟炎先生来科大当校长时，仍未放弃努力。管校长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北京已经有一个研究生院，我兼研究生院的院长。当然也多次争取想回北京，都没有成功，原因是原址已经被高能所占了，高能所是邓小平亲自关心的一个所，动不了他们。” 科大的一次次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最后，觉得回北京实在没有希望了，管校长才于1986年决定买了科大西区这块地，开始筹建科大西区。 科大回北京没戏了，朱清时院士任校长期间，又曾想去上海、苏州办学，与上海大学的钱伟长联合办学的协议都签了，在苏州也办了个研究生院，最后也均未获批准，胎死腹中。······ 挥之不去的南迁谜，一代代科大人搞不懂；锲而不舍的北归梦，一代代科大人同样实现不了。这究竟是为什么？谁又能回答？我也为这所国字号大学在诘问。

文章精彩，说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harry 发表于 2014-3-22 22:18
文章精彩，说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南迁谜，北归梦--------科大梦！

抢   抢  抢  ......

坐好了

原来是这样一段经历
今天的科大已经跨过了曲折大步前进了

祝科大不断进步。

   中科大的确是教育战线的一面红旗！！！

今天才完全了解了科大的历史，谢谢楼主

了解了科大南迁的历史，谢谢楼主

谢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