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中国科大首届学生眼中的钱学森
——纪念钱学森先生诞辰110周年 张瑜 口述 王安轶 林思纯 范煜 采访整理 编者按
12月11日，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钱学森先生毕生关心高等教育事业，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科大的创办过程中，他主持并积极参与近代力学系的建设，并兼任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为中国科大的办学、整体建设和人才培养贡献了宝贵的智慧和力量。 近日，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首届学生、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瑜接受采访，从独特的视角纪念“身为科学家的教育家”钱学森。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1958年4月，钱学森先生和郭永怀先生向中国科学院提出倡议：充分运用和发挥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和实验室条件，创办一所新型大学。 当时我就读于北京四中，正值高三，临近高考。选择专业时，国家要创办中国科大的消息传开。我一直希望投身航空航天事业，钱学森先生要在科大创办相关专业的消息让我为之振奋。我想，若能得到钱先生的教导和引领，为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服务，该多么荣幸。 同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成立。通过高考，我如愿进入了中国科大力学系，成为首届学生。 科研实践双管齐下 开学时，钱先生便和我们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请来了！”这是相当激动人心的。那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科学院的资深科学家，而且他们在世界科技界也素享盛誉。如吴文俊先生教“高等数学”，严济慈先生、钱临照先生教“普通物理”，与钱先生一家同船回国的蒋丽金博士教“普通化学”，钱先生教“星际航行概论”，郭永怀先生教“边界层理论”，林同骥先生教“高速空气动力学”，等等。总之，可以说是精锐尽出，科学院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在党的领导下，践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教学第一线。 钱先生把他人才培养的理念融入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的人才培养之中。在他看来，要培养国家需要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在培养过程中要做到理与工相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所决定的。钱先生的这一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贯穿于我在中国科大的整个学习经历之中，包括他对教学计划的制定、师资的选聘、亲自授课、亲自指导学生在科研实践活动中研制小火箭、亲自教导学生如何作毕业论文，参加和指导毕业论文答辩等。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他既重视基础，又抓尖端，把基础科学与尖端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基础课中既包含科学理论基础，也包含必要的工程设计基础。而专业课则突出先进性、前瞻性，与世界学科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与此同时，他非常重视育人的实践环节。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从大一就开始参与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研制与试验工作。在研制小火箭的过程中，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提要求，指示研发与研制的路径，而是放手让我们自己做。做到一定程度，取得初步成果后，钱先生才适时地对我们进行必要的指导。 面向生产为国服务 当时的教育方针要求，教育要为国家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钱先生深入领会并严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他提出要发展“两弹一星”和航空航天技术，培养技术科学人才，都是紧密结合国家实际需求。 我们做小火箭在当年属于“勤工俭学”的范畴，是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体现。但它又不仅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跟我们所学的专业相结合，这就是钱先生的英明之处。正是在钱先生的正确指导和支持下，我们的科研活动取得了既有科学价值，又对国民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发展有所贡献的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果。 1963年，我们临近大学毕业时，对于如何组织毕业论文答辩，钱先生亲临一线，认真指导。12月21日，他组织试点性的论文答辩，请近代力学系高温固体力学专业作不同类型论文的三名学生分别报告自己的毕业论文和相关工作。钱先生做质辩人，其他一些论文导师包括黄茂光教授等观摩或旁听，之后把论文答辩的经验和要求推广到各个论文答辩组。钱先生还以当年自己作毕业论文时测量附面层的经历和体验做例子，说明应如何作毕业论文——就是要认真、严格、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把该测的每一个点的数据都测准，有意识地训练自己严格、严谨的作风和科学精神。 在钱先生实际主持近代力学系工作的8年（1958年—1965年）中，中国科大一共招收了一千多名力学系学生，他们成为活跃在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科技战线和教育战线的骨干力量。钱先生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不仅决定和影响了中国科大毕业生的特色，而且带动和影响了全国众多高校向着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向整合，从当年全国只有中国科大一所科技大学，发展到后来出现多所科技大学、科技学院、理工大学和理工学院。 人才为重一以贯之 时隔半个多世纪，从我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出发，我感到钱先生在人才培养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钱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他的战略思想与实践不仅体现在对“两弹一星”与航天工程规划、领导和研究工作的远见卓识中，也体现在对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高度重视上。战略科学家不仅要做好自己肩负的科学研究工作，还要使科技工作后继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我国的科技工作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逐步向引领世界科技进步跨越。钱先生极其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工作，他不仅率先倡议创办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大学——中国科大，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系主任，培养出众多优秀科技人才和骨干，而且众所周知，直到晚年，他最思虑和最牵挂的，仍然是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 第二，一位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不仅表现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而且表现在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奖掖后学上。创办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中国科大，培养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科技人才，这本身就是一种大胆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实践。上世纪50年代在全国开展的高校院系调整，其主要倾向是理工分离。以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从中国对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和实际出发，评估并汲取国内外高端科技人才培养的经验与教训，制定出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教育和教学计划，并坚定地一以贯之，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具有中国科大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第三，深入教学第一线，下真功夫。钱先生肩负国家“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重任，还经常去我国西部做重大试验，但他对教育和教学工作一丝不苟，从不缺课，也极少调课。有时，他刚风尘仆仆地从西部赶回北京，就来到课堂上给我们上课。 第四，重视人才培养中的实践环节。他亲自指导学生开展科研实践活动，研制小火箭和人工降雨火箭，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锻炼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这些是单纯的课堂教学难以替代的。 第五，立德树人，言传身教。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钱先生的高尚品德、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怀光照后人，成为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好榜样。他热爱祖国，不惜放弃美方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不顾美国当局的迫害、封锁，历尽千辛万苦，矢志不渝返回祖国之举几乎家喻户晓。1961年，他还捐赠1.15万元给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的学生，用于购买教学设备和计算尺。 钱先生曾坦言：“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 钱先生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办学和人才培养方略，与他的科学成就一样极具价值。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培养人才这第一资源，我们有责任学习、研究和弘扬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口述者张瑜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级近代力学系毕业生，整理者王安轶、林思纯、范煜单位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教育报》（2021年12月13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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