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军：有家大学叫“科大”（五）五、有个季节是“冬天”

有家大学叫“科大”（五）

五、有个季节是“冬天”

李延军

（上）

如果说科大的千里大迁徙是她遭受的主震，那么在江淮大地还有没完没了的余震和次生灾害，正在等待着他们。政治领域的地震显然不比自然界的地震，自然界的地震尚有灾区与非灾区之分，而政治界的地震则有其自身的铁血逻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祖国山河一片红，到处都是毫无主次之分的腥红色震区。无论你是身处熙攘纷扰的皇城根儿下，还是只身孤旅于天涯的蛮荒混沌之中，都会有万丈光芒的红太阳笼罩着你，暴晒你的皮肉，震荡你的灵魂。这光芒给予人们的不是温暖，而是无处藏身的寒冷。被京都料峭春天的漫天风沙扫地出门的科大，即使飘零到了繁花盛开的江淮大地，依然走不出如来佛爷股掌之间的冷光寒风；伴随这场大震的滚滚寒流，依然会在江淮大地上汪洋恣意，在四射的刺骨光芒中搅得九天寒彻。那是那代科大人心中名副其实的红太阳光芒万丈下的冬天。

涉过千山万水落脚安徽的科大人，显然不是当年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是为了打天下坐江山，而是去被迫接受江淮大地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再教育。李德生从刘西尧手中揽下中国科大，也不是请这些大学师生们来为安徽人民传播人间文明，兴办高等教育，而是把他们大卸八块，一批批地流放到了淮南、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的厂矿、农场，进行所谓的“斗、批、改”运动。这是科大未到安徽之前，安徽省革委会就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的战略战术：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摧毁这伙人身上那股桀骜不驯的学究气。

就这样，科大南迁师生在安徽革委会的严密部署下，化学系不再侍弄瓶瓶罐罐，而是被直接下放至马鞍山钢铁厂劳动；物理系和无线电系丢下实验室和线路板，直接分到淮南煤矿和电厂劳动；数学系告别秃笔和草稿纸，去的是铜陵；近代力学系留在合肥本部出体力做搬运工，搬运那些与他们一同下迁的设备；近代物理系的学生因为“出身好”，头上没“辫子”，屁股没“尾巴”，人模人样，不大听话，被特殊“关照”安置在偏僻的白湖军垦农场。已到广西的无线电系师生继续原地待命，等把在安徽的师生搞掂儿了，再请君入瓮，单独角力···

这时，已与科大师生较量了两年之久的京城工宣队、军宣队，终于甩掉了包袱，卸下盔甲全身而退，但科大师生们无法全身而退，摆脱被管制的命运，安徽省照样有相同性质的专政队伍，甚至比京城的同行们更具战斗力。安徽的各地革委会为此精心策划，调兵遣将，选派了一支支精锐强悍的工宣队、军宣队，雷厉风行，立即进驻科大各系下放所在地，接替下了北京同仁们这项光荣而神圣的政治使命。从此，贬谪流放而来的科大师生们又遭到了集中营式的高压管制：半天劳动、半天“运动”，步入了“生命不息，运动不止”的生存状态。

科大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工宣队头子——队长李东林。这家伙原本淮南煤矿四级工，肥头大耳，一脸凶相，只因“造反有功”，被火线提拔为淮南煤矿造反派头子，进而窜升至安徽省革委会常委高位。可以说，李东林是那个荒诞离奇时代的典型土特产，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春风得意，飞黄腾达，把阶级斗争艺术玩儿得风生水起，得心应手。科大南迁后，李东林更是有了用武之地，立即奉旨出击，把省革委会“上方宝剑”高高举过头顶，耀武扬威，颐指气使，专横跋扈，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大嘴厚脸，挥舞着“一打三反”、“抓516******分子”的猎猎大旗，该出手时就出手，杀气腾腾地奔走于江淮之间，所到之处无不风声鹤唳，噤若寒蝉，血光闪烁，冤狱四起。

有恃无恐的李东林，第一天到科大就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搬迁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反对搬迁，谁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谁就是******！”有奶就是娘，狐假虎威，大帽子压人，是这类暴发户们的一贯伎俩，但也保不准这小子大嘴这么一叽歪，泄露的还真是科大南迁的神秘天机。面对科大师生的沉默，李东林恼羞成怒，四处煽风点火，勒令广大师生自己斗自己，疯狂叫嚣“谁不斗，就斗谁！”从此，李东林开始在科大师生中大肆抓捕“516分子”、“******分子”，成为那个年代科大师生恐怖记忆中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

凤凰落地不如鸡，落魄于江淮各地的科大师生，受尽了李东林为首的工宣队、军宣队的残酷折磨，就连早已下台、年过花甲的老书记刘达，李东林也不放过。

刘达开始被李东林看押着，与师生们一起在合肥火车站当搬运工，每天搬运那些从北京运来的货物。科大迁来的货物和设备高达865吨、35000箱，都要由刘达和科大的师生们自己装卸转运。李东林总嫌年迈体弱的刘达搬得慢，经常蓄意刁难，有一次凶神恶煞般呵斥老人：“刘达，怎么你没出汗？”这位战争年代过来的老革命，不愠不火地告诉他：“我的汗，这些年都出完了，没汗可出了！”老书记的话绵里藏针，当场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子噎得张口结舌、哑口无言，为当时处于工宣队高压下的科大人出了口闷气。

在一个凭造反起家、得势便猖狂的小人面前，刘达完全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当时已60多岁的刘达，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和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曾任解放后哈尔滨第一任市长，1948年创办东北农学院，任院长、党委书记，1958年又任东北林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同时兼任黑龙江大学校长，1959年因指控大跃进“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触怒了龙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1962年有幸被“甄别”后，次年来到科大任党委书记。

已当过二十几年大学校长的刘达，称其为大教育家并不为过，但刘达到科大后，依然花了三个月时间，虚心遍访在科大执教的教授和科学家，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形成了自己一套办好科大的设想：加强基础课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尤其要加强学生实验技能的训练，切实提高同学们的“动手能力”。

这么多年在共和国高等教育战线一路走来的刘达，不知已出过多少力，流过多少汗？他回敬李东林的那句话，有足够的资格和底气。

荒唐的是，未等刘达推行他的设想，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便紧锣密鼓地开张了。刘达先是深陷“四清”运动漩涡，尚未脱身，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轰然而至。从此，性情耿直的刘达便厄运连连，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牛棚”，做起了“牛鬼蛇神”，再次成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每天只能打扫厕所，不厌其烦地向红卫兵小将们汇报思想。

即使是打扫厕所，刘达也与众不同，依然是一副科大人求真务实的科学风范。在向造反派例行汇报思想时，刘达不说打扫厕所改造了他罪恶肮脏的灵魂，而是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他说，从一楼打扫到六楼，发现一楼的厕所最脏，六楼最干净，因为一楼的厕所用得人最多，因此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时，应该把一楼的厕所设计得大一些，越往高层，厕所可以小一些，那才是科学合理的设计思路。从老人身上处处显示了科大人固有的那副不屈傲骨。

被专政了的刘达，即使去食堂吃饭也必须在脖子上挂着牌子，以充分暴露自己的另类反动身份，而且资格非凡的他，牌子也比别人多一块，别人一般只有一块，而刘达是两块，胸前后背一起挂，前面的牌子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后面的牌子标明“反*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两块牌子的铁丝前后交叉，死死勒着老书记的脖子，受尽凌辱和折磨。有一次，老书记去食堂途中，遭到两股造反派的疯狂抢夺。经过战火洗礼的老人第一反应就是迅速挣脱两块牌子，不顾一切地逃向关押他的那派造反派。可怜的老书记后来解释说，如果他不脱下牌子，两派一拉非得把他勒死不可；如果不跑到关押他的那派去，两派会打得更厉害，他受到的折磨将会更残酷。一念之间的求生潜能侥幸救了老人一命！

刘达即使在“东方红公社”造反派批斗监管期间，依然把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当成自己的学生对待。经常给这些涉世不深的造反派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多把心思放在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上，时间一长，居然打动了斗争监管他的那些造反派同学。

当初曾反对刘达的化学系学生陈孝原，后来因“反动言论”与刘达关进了同一间“牛棚”。受刘达耳濡目染，陈孝原幡然悔悟，最后竟与刘达结成忘年之交。当陈孝原后来“出狱”离校时，刘达又把自己的随身皮袄送给了他，作为朋友间的离别赠礼。那件皮袄温暖的不仅是那个冬天里的学生陈孝原，温暖的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未泯良知！

一直负责监管刘达的“东方红公社”头目张腊狗，通过监管批斗刘达，反被他的一身凛然正气与忧国忧民情怀所感动，从此认定刘达是“我党好干部”，毅然掉转枪口，自愿担当起了保护刘达的重任。发展到最后，张腊狗居然成了死保刘达的“铁杆保皇派”。

无奈，刘达的命运终究是被掌握在更大的人物康生、杨成武手里，1967年底，这些大人物们大笔一挥，说刘达在历史上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头上的帽子因此又多了顶“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压得刘达更加喘不过气来。

在军宣队、工宣队控制下的科大，刘达这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科大的前途命运没有了丝毫的发言权，只有在李东林等人的淫威下扫厕所当搬运工的资格了。科大师生经常看到破衣烂衫的老书记早出晚归，在风雨萧瑟中艰难劳作的佝偻身影。每当此时，大家只能背过身去，默默走远，把眼泪咽在肚里。

老校长郭沫若的冬天更漫长，早在1966年初，文艺界就被定性为“反*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教育界被定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知识分子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来又有两个“估计”炮制出台。那一时期的郭沫若身居文艺界高位，又身兼科大校长，深陷两个“估计”两条“黑线”搅起的浊浪漩涡之中，曾被伟大领袖和他的夫人多次点名批判，处境是岌岌可危。

在500多人浩荡阵容的军宣队、工宣队接管科大后，平均每3.78个教职工就有一名队员挟持着，足以超过博导带博士生的实力配比。南昌起义前曾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在当时风声鹤唳的四面楚歌中，丢失了早年的锋芒棱角，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力，未遭打倒揪斗，再踏上一只脚，已是郭老的侥幸！

那个时代的郭沫若较之以前简直判若两人，私下里沉默寡言，公开场合却委曲求全，鹦鹉学舌，赋诗谄媚讨好最高领袖及其夫人，成了不折不扣的双面人。那时的郭沫若别说保护科大，就连自己两个亲生儿子的性命在遭到死亡威胁时，也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活活迫害致死。

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儿子郭民英，仅仅因在班上用自家的录音机，给同学们播放了一段古典音乐，就被扣上了一顶“精神贵族”的帽子，惨遭批判。郭民英再也无法继续学业，黯然神伤地离开了学校。1967年4月12日，郭民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悄悄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

  另一个儿子郭世英聪颖好学，最得郭老钟爱。1962年秋，郭世英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郭世英与几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结成一个诗社，仅仅因为他为这个诗社取名为“X诗社”，就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性质的“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组织，证据是他的诗社名字与赫鲁晓夫俄文的第一个字母相同，都是X。这个常以未知数自居的古老拉丁字母，真实地代表了那个荒唐时代的莫名其妙与血腥残忍。

郭世英因此被下放到河南西华农场“劳动改造”。次年秋，郭世英获准重返北京读书。这时遭受如此挫折的他，对哲学已没了兴趣，转到中国农大学植物栽培专业。1968年4月，中国农大一伙人旧账重提，绑架了“******分子”郭世英，刑讯逼供三天后，郭世英从关押他房间的三楼，破窗而出，坠楼身亡。落地时的郭世英被反绑着双手，全身被打得遍体鳞伤。那时郭世英年仅26岁。

面对两个儿子的死亡，郭沫若只能强忍泪水，将郭世英生前在西华农场劳改期间写的日记，一行行、一页页，默默誊写在宣纸上，整整抄了八大本。透过这些浸透着儿子斑斑血泪的墨迹，足以体会郭沫若当时难以名状的悲愤与无奈。

1976年，“四人帮”一垮台，郭沫若压抑的郁闷终于如火山般迸发而出，挥毫写下了“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

有不明就里的人们，由此讥讽郭沫若的投机善变。殊不知，在郭沫若身边真正了解他心思的人都说，这首词确实是这位灵魂受尽折磨的老人闻讯后的真情流露！大家真正该讨伐的是把郭沫若这位文化战士的脊梁压弯进而变成弄臣的背后黑手！

已是如此境地的郭沫若，对发配江淮一隅的中国科大，显然只能三缄其口，含泪忍悲遥望飘零于千里之外的数千弟子了。那时的科大，何尝不是他一手带大的当时还不到12岁的孩子？只能眼睁睁地任其自生自灭！

科大的副校长、数学系主任华罗庚，早在1958年就被指斥为“大白旗”，矛头直指他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这位1950年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毅然回国的数学天才，曾热情洋溢地发表过一篇著名的爱国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十年后，受尽折磨的他，黯然对夫人说：“我想自杀。” 文革中更是遭到不白之冤，被揪斗抄家，体罚劳动，大量手槁散失，甚至很多有分量的学术巨著也被付之一炬。华罗庚的学术研究就此夭折。

有一次，腿部残疾的华罗庚，竟被连续批斗达8小时之久，遭到造反派一浪接一浪的推搡拉扯，强制低头弯腰。先生身心受尽凌辱折磨，痛苦不堪。后来有幸得到周恩来的保护，才得以稍许消停。为摆脱铺天盖地“脱离群众、脱离工农”的口诛笔伐，华罗庚不得不放弃自己在数论研究上的独特天赋，玩儿起了应用数学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幌子——用一个在理论数学上毫无学术价值的“优选法”，四处推广，以此来洗刷自己的罪责，证明自己还有颗“贴近工农”的不老红心。这招儿无奈却还管用，从此华罗庚阴差阳错地获得了在全国十八个省巡回演讲的殊荣，大难不死，躲过那个冬天里一浪高过一浪的滚滚寒流。

华罗庚在辽宁省做“优选法”成果展示时，集辽宁党政军权于一身的毛远新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位数学天才的致命要害：“优选法的‘最优’是不可能存在的，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列主义，最多只能称为较优。”华罗庚一听肯定浑身更冷，立即带领他的弟子们加班加点改正“错误”，展示板里的所有“最优”一夜之间就全都变成了“较优”。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冬天里，无论多么科学的真理与天才，一旦遇到掌控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都会不堪一击，一败涂地。

一个在国外学术成果等身的数学明星，回国后再也没有了令同行瞩目的学术成果。明知“优选法”没有学术生命力的华罗庚，却反其道而为之，其中甘苦滋味，先生唯能打碎牙齿，独自咀嚼。文革以后，他的“优选法”再也无人提起。

科大力学系主任、首席红色科学家钱学森，在那个冬天里的日子还是比较温暖的。不合自然规律的暖冬，一定有其背后深层次的因果缘由，需要钱学森付出至今仍被人诟病的人格代价。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这是大跃进时期一首所谓的井冈山民歌。

擅长“两弹一星”的首席科学家，在那个冬天里，竟然与井冈山的农民发生了千丝万缕的业务联系。井冈山的农民们在自家的山沟里唱着山歌“放卫星”，为科大讲《星际航行概论》的钱学森，在京城的科学院里为他们编撰提供着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即4万多斤）！”（ 钱学森：《 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

科学院里研究放卫星的科学家，与在稻田里“放卫星”的农民一唱一和，极大鼓舞了伟大领袖大跃进的雄心壮志。后来还当面表扬钱学森：“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当时钱学森自知之明的回答就已说明问题：“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领袖会心一笑曰：“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已经明知“冒叫”的伟人，依然陶醉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臆造的虚幻繁荣中。

文革中，令国际物理学界哂笑的《相对论批判》荒诞出炉。1969年10月23日，在科学院奉旨审核该文时，钱学森只能小心翼翼地违心发言：“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在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在中国一流科学家明哲保身的步步退让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这个文明古国遭到长达11年可笑而幼稚的批判和抨击。

一个人的思想不仅唯一正确，而且万能，虽不能发现或证明相对论，却足以在这个国度里颠覆自然科学界这一公认的顶尖理论。那个时代的很多顶级科学家们，大都同钱学森一样，不得不蛰伏于这一思想的光芒照射下，才得以保全自己，平安度过那个寒冬而免于罹祸。

由于尺度和风向把握得好，又受到特殊保护，钱学森的暖冬比他的同辈同行们的冬天要长得多，直到华国锋时期，他还作御前侍讲。有一次在给当时的最高领导们讲宇宙学时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还冠冕堂皇地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方励之见报之后致函《人民日报》，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它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

那时的冬天虽然即将结束，但一个名不经传小人物的学术观点，在伟大思想的阴影中，显然是蚍蜉撼树，以卵击石，只能淹没于那个季节乌鹊的一片恬噪和喧嚣之中。未被再次专政已是方励之的侥幸！

······

（未完待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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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实在太冷了。。。。

的确很冷~~~~

拜读中~~~~

太冷了，拨开云雾见太阳，再后来就有了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极度寒冷的冬天的，所以更珍惜春天的温暖，谢谢李先生！

是呀。极度寒冷的冬天。但冬天已至，春天也即将到来

我是亲身经历过那个极度寒冷的冬天的，所以更珍惜春天的温暖，谢谢李先生！

拜读了。。。。。。

每次看到回忆那个年代的文章时总是想看又不敢仔细看下去，怕引起心底的伤痛。。。